“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究竟是英雄引领了时代，还是时代造就了英雄？这是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但绝对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社会中，一向不会缺乏少数的先驱者，先行者，先知者。
引领了时代潮流，引导了社会变革。促使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政策等方方面面加速发生变化。
他们是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是炸药爆炸中的导火索，他们的出现加速了社会各方面的转变。
1978年的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地在一份“生死契约”上摁下红手印。18个鲜红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发了这片沉睡大地上震撼世界的一场惊天巨变，而且长达四十多年，至今未曾停歇。
为什么时间点会是1978年？应该是因为1978年体制已经开始松动，政策上已经允许出现此类以前看来非常“离经叛道”的事物。
为什么地点会是小岗村？应该很大的因素是，小岗村太穷了，年年都吃不饱饭，再不改变，境况一年比一年困难，所以基层干部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把土地承包给社员。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赵崇义和林振云两个当时还未满20岁的少年，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他们的不经意，或者说为了生活而迫不得已的选择，居然改变了当地农业生产的产业格局，改变了当地人“种水稻才能有粮食吃！”“不种水稻就会挨饿”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同时客观上也带领了当地的村民致富。当然，主观上，他们只是想改变自己家庭那种一穷二白的状况。
社会的变革，观念的转变，甚至科技的进步，一定是在守旧力量影响，控制薄弱的地方最先开始。大到“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影响几亿农民的大事，小到像林村，大溪村这种由种植水稻转变成种植砂糖桔，这种小地方产业变革的小事，无一例外皆如此。
为什么在林村大队，甚至整个县，最早种植砂糖桔的会是两个毛都还没长齐的小伙？而不是老练精明，并且有点资本的村上的其他小康之家？除了阴差阳错地他们两个在合适的时候，恰好碰对了合适的人，做对了合适的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很年轻，非常乐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尝试新事物。
他们的家庭因为太贫穷，他们要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来自家庭的阻力，“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他们是初生牛犊不畏虎。
林村大队的村民们，并不是从没尝试过种植水果或者药材等经济作物。相反，前面有不少种植这些失败的“先驱”和“烈士”。用自己辛辛苦苦几年省吃俭用得来的血汗钱，以血本无归的代价，换来了“这个事情不能做”的经验。
林村，或者那个镇的村民们，曾经人有种过椪柑的；有种过温州柑的；有种过冰糖橙的；有种过黄梨的；也有种过桔梗；百合等药材的。但无一例外，都是以失败的结局告终，成功率百分百之零；虽然失败的原因各有不同。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市场问题，像水果这种亩产能够达到上万斤，保鲜期非常短，并非生活必需品的东西。一定是要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较高，也就是城市的居民手上都有点余钱，并且全国已经建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可以通过这些捷便的交通网络，在水果的保鲜期内，就将水果从果园发到全国的各大、中、小、城市。再通过水果集散市场将水果供到千家万户。
也就是说，只有种出的水果，可以在保鲜期内，就卖到全国各地，通过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完善的各种销售渠道，成功走进城市居民的家庭。为市民们提供美味、可口、安全、健康、新鲜的时令水果。种植户才有可能成功。
这在政令不一，全国交通没有织成一张完善的网的国家和地区是不能想象的，这是中国人的幸运，中国农户的好运！
一句话，也就是必须形成完善的产业链，种植户无论是种植出十万斤，一百万斤，都能有大果商敢一口吃下，这样种植户只需要考虑水果质量和产量的问题，（至于价格，自然有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也就是供求关系来决定。）而无须考虑销售的问题。只有这样，传统的农民才有可能转变成农场主（当然还有土地租赁问题）。
否则的话，还是传统的自给自足，你种出一万斤水果，拉去县城卖，一天卖200斤，到水果过季了也卖不完，怎么可能不失败。
在这点上，赵崇义、林振云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他们踩对了时代的脉搏，站在了时代的风口。当然，更是时代的伟大。…
赵崇义，林振云，赵崇敏，在苗圃场吃了中午饭后，就又骑单车回家了。赵崇敏第二天就又乘车下了柳州，继续她那毫不起眼的服务员工作。
林振云，赵崇义第二天则卷起铺盖，拿起行李，来到了这个苗圃场做起了育苗工兼砂糖桔管理技术员。他们自己家种植砂糖桔的故事，还要等一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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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去到广州番禺区的曾仕湖倒是很顺利地进入了好靓珠宝厂。可惜，他在珠宝厂的发展却一点都不顺利。或者说，他们两兄弟在珠宝厂的发展都一点不顺利。
伟人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没有对错，只有胜败。
如果认为，斗争，只存在于朝廷，后宫，大家族。那就大错特错了。小人物的斗争，同样精彩绝伦，同样勾心斗角，同样波谲云诡。
大人物的斗争，也许涉及的是大权力，大利益。当然，按某些书上讲，也许大人物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家国天下，众庶苍生。
大人物们又因为本身就是“大人物，”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受到万众瞩目，都能“聚焦于镁光灯下，不管是大功大忠，或者大奸大恶，都能“书之于竹帛”，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小人物就不一样了，小人物因为本身就“微不足道”，不可能得到关注和聚焦。小人物斗争的目的，也不可能是为了“家国天下，众庶苍生，”那么地高尚。小人物斗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月能多赚那么三两百块钱，能比跟他同阶层的人过得好那么一点点，能够得到同阶层人的吹捧和恭维。
就算是当乞丐去讨饭，乞丐和乞丐之间，为了能多讨到半碗残羹剩饭，也会互掐打架。狗与狗之间为了抢一根骨头，也会互咬，没有谁比谁更高尚，都仅仅是为了生存。
但就是为了这种：“山中无大树，蒿草便为尊”的优越感，就足以令小人物们斗争起来“不择手段”了。
“戏”虽然也精彩，但是小人物其一因为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那一碗半碗饭，目的就少了高尚。其二小人物本身又不可能“大奸大恶”，不可能聚焦于镁光灯下。所以他们的都斗争事迹，虽然也精彩纷呈，但亦未能“书之竹帛”为后世所津津乐道。
进厂一个月后，曾仕湖和曾仕强也逐渐了解好靓珠宝厂里面的大致人事情况。在大规模批量标准化生产的现代，珠宝首饰可能是唯一还没办法一个版（或者几个）杀遍全球的商品（类似于N年后的肾几手机。）
公司的职员，从高层到底层，大概分成了两派：广东帮，云南帮。
因为老板是香港人，公司的高层，从厂长，到起版设计总监，镶石设计总监，毫无例外的都是香港人。但毕竟香港人来广州工作的都是少数，大量中层的管理人员，中层的技术人员，还是需要人的。当年香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会说普通话的人可远远比会说英语的要少得多。就连听都不会，所以中层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香港人自然会提拔说同种语言，有同样风俗，吃着一样粤菜的广东人。所以广东人成了好靓珠宝厂的一大派系。
但因为好靓珠宝厂因为原材料的成本原因，前身原是在云南某地，1999年才由云南搬迁到番禺新水塘村，而在云南是做了十几年。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所以公司的中层技术人员，财务人员，人事人员，管理人员，也有大量的云南人。
曾仕湖和曾仕强他们就尴尬了，他和那些在这两年中新招进来的员工。全部成了“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既不属“曹魏”集团，也不归“蜀汉”集团，而且也没有核心人物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孙吴”集团。
“不受待见，难以提升，没有前途，”成了这些个这两年从厂门口招进来的员工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