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为了迎接18日召开的东北各界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吴川也召集了共和党的中央委员和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召开了一次党的全体大会。
东北各界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应各地开明士绅和学界、商界人士所请，讨论东北三省自治问题的一个重要会议。
实质上就是东三省各界已经认同革命委员会有统治东三省的力量，希望能够了解革命委员会究竟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问题。
当然，这其中也有东三省咨议局的议员们，想要借助这个机会建立起东三省的宪政机构，从革命委员会手中分享一部分权力的意图。各地立宪派虽然抛弃了对于满清的幻想，但并没有抛弃建立一个宪政国家的理念，选择支持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正是为了能够在革命之后建立宪政国家。
只是东三省咨议局的议员们并不及他们南方的同僚那么的富有斗争经验，而革命委员会从一开始成立就确保了内部的意见统一和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得东三省咨议局的议员就没能在革命委员会中占据什么职位，加上革命委员会有自己的报纸和宣传小组，又打破了咨议局对社会舆论的控制，这导致原本应当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们，现在既不能代表民众，也不能干涉革命委员会的政策制定。
在革命委员会没有打下长春之前，东北各地的开明士绅和咨议局的议员们都处于观望状态，一是想要看看革命委员会究竟能不能扛得住朝廷的清剿；二则是想要待价而沽。老话说的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民自然不是指那些乡下泥腿子，而是指他们这些掌握了地方上资源的士绅地主。
革命委员会想要同朝廷对抗，总要有人、有钱、有粮吧？而这些那样不是在士绅地主手里。革命委员会想要他们出人出钱出粮，至少就要同他们分享治理地方的权力，自古以来哪个王朝更替不是这个模式。
但是，这些待价而沽的士绅地主并没有等来革命委员会的条件，而是等来了革命委员会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消息。二十镇的反水不仅仅是让革命委员会占据了吉林全省，更是消灭了东三省的朝廷正规武力，奉天已经向革命委员会打开了大门。
这样的革命形势对于各地的士绅地主来说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虽然革命委员会现在只顾着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和水路要冲，对于那些偏远地区和乡村采取了近乎放任的姿态，但是既然他们没有为革命出过什么力，自然也就别指望革命委员会对他们有什么特殊优待。
是，现在革命委员会为了维持地方上的稳定，并没有迫使旧官吏、旧士绅地主放弃自己的权力，只是要求他们服从于革命委员会的指令，不得再维护满清政府的旧政策。但是只要聪明一些的官吏和士绅都知道，这不过是革命委员会的权益之策，等到革命委员会能够腾出手来，肯定是不会让一群前朝旧人继续把持地方上的政权的。
于是在一封封向革命委员会效忠的电报之中，也就有了一封封向委员会建议召开议会早定国体的倡议。东北各地的士绅地主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为他们发出声音的机构，既为了限制革命委员会今后过于削弱他们对于地方上的控制权力，也想要知道革命委员会究竟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这关乎于他们究竟该不该支持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政权的问题。
东北各界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呼吁，何尝不是一种革命情绪在社会上发酵的结果。和南方各省民众对于革命的好奇和向往不同，北方民众对于革命这个词是比较忌讳的。特别是华北平原和东三省，这里还是以保守的社会风气为先。
同盟会在东北发动的数次革命号召，最终都因为乏人响应而宣告失败。而吴川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地区发动起革命，一是托了德、俄两国给与的物质资源的福气，使得他可以动员起极大的物力修建独立的训练营地，把革命军和外界隔开进行封闭式的训练，从而初步改造这些革命军人的世界观。
二是获得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支持，同沙皇政府斗争了几十年的俄国工人领袖们，对于如何组织和改造一个群体的世界观，还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当然这一群体必然要有一个共同生活的基础，而不是分散于经营活动的农民。
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民，是无法把集体利益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对于个体农民来说，只要能够让自家活的好一些，他们并不介意损害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就好比俄国乡村中的富农们，仅仅因为可以从脱离村社中获得更多利益，就背弃了过去数百年来一直互相扶持的村社成员，并毫无愧疚的带走了村社中最好的土地资源。
而中国的农村比俄国的村社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封建伦理教育、宗族、宗教和土地租种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农民在农村中丝毫得不到任何自由，虽然中国的农民并没有顶着奴隶的名字，但是他们过的实质上就是奴隶的生活。
东三省，特别是黑龙江、吉林两省因为移民较多，风气稍稍比关内要好上一些，但是也依然改变不了，这是一个依托于封建地主经济而建立的农业社会。面对这样一个顽固而有组织的封建乡村社会，不是派几个干部下去就能改变什么的，而这些并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民也不可能轻易的改变自己长久以来形成的世界观，去同过去主宰他们命运的老爷们进行抗争的。
毕竟对于这些农民来说，他们最大的愿望并不是打倒老爷，而是想着自己或自己的后代能够成为老爷中的一员。所以想要改造这些农民思想的世界观，不是派干部深入乡村分田分地，而是把他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他们过一过有尊严的集体生活，当他们再回到乡村时就有了改变乡村的勇气和技能。
如何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自然只有招工和招募军人。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委员会要建立独立的训练营地和大力推动工业建设的原因。
而最后一个条件就是，1910年的东北鼠疫爆发，虽然被清政府以严格的防疫措施给消灭了。但是满清地方官员可不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想想当年他们为了不让台湾岛上的郑家获得大陆的资源，不惜发出迁海令，把东南沿海三十里化为废墟，就知道这次防疫的过程中有多少人是无辜受到牵连的。
在一个执行力不够的社会出现了政策执行的奇迹，这只能证明了一件事，基层官员为了拔掉几根野草，连野草周围的麦苗也一并铲除了。于是在鼠疫过后的东三省，吴川看到的不是人民战胜了病魔的欣喜若狂，而是对于官府的痛恨和不满。
此外因为鼠疫被遣返到黑龙江、吉林口岸的大批旅俄工人，在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安置下，正不断的堕落为罪犯和红胡子。革命的土壤有了，吴川这才能够把革命的种子种下去，令革命在这片土地上爆发出来。当然他也很清楚，除了以工人为主的城市之外，东北其他地区的民众对于革命态度并不是那么的欢迎，所以他才会发出暂时放弃乡村和远离交通的城镇，优先建设和发动铁路沿线、水路要冲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指令。
而当这些交通较为完善的地方形成了革命的氛围之后，那些被孤立的乡村和城镇，自然也就以为革命即将成功，满清即将灭亡，为了不被革命委员会清算，他们自然也就会放弃自己的保守态度，开始向革命委员会靠拢，以争取在新政权下保持住自己的权势和财富。
保守的社会一旦倾向于革命，实际上他们反而态度会更为坚定，因为这些保守的社会并没有自己的革命理念，所以当他们开始赞成革命时，自然会向革命的主流价值观靠拢，以防止自己跟错了人。这就是所谓的，有利有弊了。
和南方众多的革命理念和革命党不同，此时在东北一共也就两个革命党，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同盟会。而东北的同盟会虽然讲的是孙文的三民主义，但是在东北却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因为孙文讲的是排满革命和汉地十八省革命，其革命理论在南方也许颇受欢迎，但是在东北却是不招人待见的。
毕竟在东三省大部分人的眼里，这孙文要革的不正是自己的命，而是革命成功只要汉地十八省，那么东三省怎么办？让给日本和俄国吗。所以同盟会辽东支部只敢宣传革命，但很少会大肆宣扬三民主义和驱除鞑虏的口号的。
这样一来，提倡社会主义的共和党，自然就成为了革命委员会中革命理论的主导者。虽然大部分人还不明白什么叫社会主义，但是共和党反帝反封建主义的口号，还是相当令人震撼的。他们唯一有所怀疑的是，共和党人究竟有没有能力打倒帝国主义，比如东三省民众最为关心的一点，是赶走东三省土地上的日本人和俄国人，让中国人自己治理自己的国家。
面对着这一革命形势向好的发展，吴川反而觉得更是战战兢兢了起来，他比这时代的任何人都知道，中国革命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他们即将面临的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之前，他需要党内思想的高度统一，也需要政治协会会议能够达成东北各界在政治上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