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登陆当天，第二军司令部立即进入大西庄，设立临时指挥部。
第二师团司令部则进入落凤沟村以西约五里的马家疃。
日军已经解除后顾之忧，于是便派前锋继续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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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毫不等待，几乎是环环相扣。
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清军虽然事先探到了消息，但迟疑不决，还是让日军做到了。
处处抢得先机。
日军最怕的也是清军反应过来，所以，必须以快制快。当务之急，是马不停蹄，穿越半岛。
目标——荣成。到县城里住着，比在村里强。
旧荣成县城在今成山镇的东北，非是现今在此地西南海边的荣城市。
当天下午，第二师团长佐久间左马太马上派步兵第四联队为前卫，向荣成进犯。
由马家疃至荣成县城仅十五里，但由于大雪塞路，日军步兵第四联队一面搜索一面前进，直到下午7时才进抵城下。
荣成县以前本来没有防营驻守，知县杨承泽以海防吃紧，曾令县内绅民筹办防团，称荣成县海防总团。名头倒是响得很，可是，团勇有的仅是长枪——每人手持一根长矛。
后来呢？清军来了。来的是那支擅长修堤筑坝的河防军。
副将阎得胜率五营河防军开到。这五营分驻在荣成周边，只有参将赵得发的河成左营和巡检徐抚辰的济字右营驻扎县城南门外。不久，赵得发一营移驻城东沙寨和落凤沟两处（现在正挨舰炮呢）。这样，荣成附近就只有徐抚辰一营了。
还是等于没有。
日军登陆的当天中午，杨承泽闻知日军在划子窝上岸，便下令紧闭城门，率团勇登城巡视。
接着便正好看到，城东败回的河防军已奔至城外，见城门关闭，便绕过城池，蜂拥而西。
再接着，守城的团勇被这种气势吓破了胆，打开城门，也纷纷四逃。
下午7点多钟，赶到城下的日军第四联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从东门进入了县城。
县官杨承泽呢，跑到城东南隅的秀才孙绍峰家里躲藏起来了。几天后，他又化装混出城外，逃往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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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城的日军随后打探到南门外还驻有清军一营，前队便冲出南门，从清军背后发起攻击。
这简直不叫交战。只是一次短暂的交火。
不久，济字右营便秩序大乱，争先恐后的向西奔去。清军战死没几人，步枪却遗弃了四十支，弹药七万二千五百多发。而清军仅取得了“日军则无一人伤亡”的战果。[《日清战争实记》]
李秉衡扩军，连河防营都用上了，这“水分”也是够大的。
虽然他得知日舰开到荣成湾，当即命令阎得胜等三营折回荣成防守，并警告说：“何营不前，即惟何营是问！”[《李秉衡致阎得胜等电》，《山东巡抚衙门档》]等电报到达，为时已晚。
阎得胜一伙得知敌人已进县城，返回到中途，便绕道西去。
不跑，这河防营也没啥作用。威海东路要冲的荣成县就这样失陷了。
日军进入荣成占领了电信局，竟然还收到了威海发来的一封电报。
日本电信技师破译了电文，内容是询问“近日见倭船在近海游弋，多达数十艘，是否有倭兵登陆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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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还是没有大举东来的反应，只有西去的。
第二天，大山岩率日军第一批登陆部队亦至荣成，并在城内设临时司令部，然后就是等待。
因为他还是没把握，必须要等待第二、三两批登陆部队的到来，所以直到5日，日军全都上岸，才下达了进兵威海卫的命令。
清军，仍然一直没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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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情势下，清军究竟应陔采取何种对策？
事后看来，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一面急令威海后路诸军迅速救援威海，一面调本省他处和外省的驻军继续增援，填补留出的空白。
用这种“翻垄”的方法，这才是解决外省援军增援不及的唯一办法。
有史料认为，日军登陆时，威海后路的登莱二州(包括烟台)驻有清军三十二营一万六千多人，完全可以抽调二十余营赶赴东路迎敌。这将会使威海后路的防御情况大为改善，起码可使日军的行进受阻，而推迟其进攻威海卫的时间。
继之，还可从胶、青二州及本省西部抽调若干营，增援东路清军。
然后，再调京畿南部曹克忠等军和江南马步各军来援，以厚威海后路的兵力，填实留下的空洞。
若如此层层布阵，即使不能很快地做到驱逐倭寇下岸，但必可使日军进占威海、消灭北洋舰队的图谋一时难以实现。
只要能把日军拖住，形成胶着，这么拖下去，日军的最后一击落空之后，就能拖到逆转的那一天到来。
回想日本人计划这个山东作战的意图，就不难想到了。
可是，在战略层面的高度上，大清始终被日本压着一头。局势不明，或者说得不到列强的支持，便陷入了绝望之中。连日本的情况，都无法做出一个准确的估价。
清廷就是缺乏这个战略眼光，始终不愿改变重京畿轻山东的战略部署，多次驳回了一些官员关于抽调近畿劲旅东援的请求。
所以，以上所言，全部都是令人可惜的假设……
负责威海后路防务的李秉衡，我就不攻击他更多的是一名文官了，尽管朝廷以为他“颇为能战”，实际上，他对战局上完全缺乏正确的估计。
他始终担心的，是日军“难免不从西面乘隙上岸”。
他更不具备一个将领应有的胆略，一种敢于冒险的精神。
大清大多数将领都已经是一派官僚了，还能要求李秉衡什么呢？
李秉衡始终认为防御的重点在烟台威海一线沿海，始终面向大海、背对敌军，端着架势等着更大规模的日军上陆，好迎头痛击。这种策略，难以避免地造成了布置上平均使用兵力的结果。
虽然，他也曾“电饬威海西面后路各营，各抽五成驰应”[《甲午战争史》引《李秉衡致总理衙门电》(1895年1月0日)《山东巡抚衙门档》]，但可派的军队本来就有限，还要打5折，所以先后派往东路的兵力总共才十营。
象这样添油似的，以区区之弱军，迎锐气方涨之大敌，怎么能阻止其长驱直入？
直到后来，李秉衡才后悔，因为害怕那个想象中的“声东击西”，“嵩武等营未能全趋东面，（以防）转致西面全虚”[《甲午战争史》引《李秉衡致总理衙门电》(1895年1月日)，《山东巡抚衙门档》]，使敌在东路，始终如面对一座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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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二军占领荣成后，大山岩的司令部移驻城里，连日召集参谋人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
下一个目标——威海卫。
参谋官会议分析，几乎无人怀疑，清军必定采取“恃坚垒雄堡，欲防日军”的战术。这是成欢之战以来清军的惯用战法，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的战例都证明，这正是清军自取败亡之道。
同时，参谋官们也判断：清军绝不可能把全部兵力集中于威海卫，无沦如何，也要有一部兵力担任守备，另外还要有其他驻防的需要[《甲午战争史》]。
这决定了日军在前进中必须一路战斗，突破层层阻击。
所以，参谋官们保守估计：日军从荣成湾登陆到占领威海卫，可能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
按照这个时间来计算，参谋官们还确认：在此期间从各地集中到威海卫的清军不会超过一万六千人。因此，以现有的第二师团全部和第六师团之一半对付清军，日军仍然居于优势。
既然占据优势，还是要抢时间进攻。
关于由荣成至威海卫的道路，有关文炳的察报告，对于沿途的地形及道路情况，已经做了详细记录，也有此次陆军的补充侦察，就比较容易选择了。
从荣成到威海卫有两条路：南路，经桥头、温泉汤、虎山等地，北至威海卫，称为芝罘大道，道路状况较好；北路，经北港西、鲍家村、崮山后等处，穿过威海南帮炮台后路至威海卫，称为威海大道，难以通行，特别是根本不可能用车辆运输。
根据上述情况，日军还是老一套打法，决定分左右两路进兵威海卫：第六师团带领已到达的第十一旅团，由北路行进，称右路纵队，任务是由东面进逼威海南帮炮台，担任主攻。第二师团由南路行进，称左路纵队，其任务是绕至威海南帮炮台西侧，切断其退路，并与右路纵队形成夹击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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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日军可能也庆祝了旧历春节（日本已改用公历），该磕头拜年了。第二军主力自荣成出动，分路西窜。
有一点，日军“在威海后路可能集中一万多清军”确实是估计过高了。
侦察的结果表明，清军“并未从各地向威海卫集中，只有三营新兵于上月到达威海卫，还有一营(应为两营)正在途中”。[《日清战争实记》]
虽然清军在登州以东的兵力，除去威海的绥、巩、护三军不计外，也还有四十五营两万二千多人[《甲午战争史》]。但由于李秉衡顾虑日军从山东半岛西部登岸，因此在日军登陆划子窝的0日当天，仅派驻酒馆的嵩武军分统总兵孙万龄，率嵩武左营和游击谭邻都的福字三队，“往合戴统领(宗骞)，步步驰应”。[《李秉衡致孙万龄电》，《山东巡抚衙门档》]
随后，才又派驻上庄的总兵李楹率福字军三营“整队赴援”。
清军援军在桥头镇，在日军主力出动前，已与日军前锋展开了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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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龄（又名孙万林，184-1905），字寿卿，安徽利辛县人，据说身矮力大，三次投军，却因为身高不足没人要。后投嵩武军张曜麾下，积功至总兵，以提督记名。统嵩武军左营，并任陆军分统。其为人，气度豪迈，身材不高而浑实，故有“孙滚子”之绰号。李秉衡曾称：“兵固单，尤苦无将。前敌敢战之将，仅一孙万林(龄)。”[《李秉衡致张之洞电》，《山东巡抚衙门档》]但是，他官衔很高，却仅属嵩武左营一营官。加上福字三队，也就100来人。
孙军接令便冒雪东上，1日过羊亭集10里，与从荣成西退的阎得胜等营相遇。可能是得知了荣成失陷的消息，又没有别的部队支援，于是又返回羊亭集。
阎得胜等五营河防军，从此便按命令隶属于孙万龄。但是，以河防军的情况，聊助声势罢了。而且，这个阎得胜从未得胜，孙万龄还因他而倒了一次霉。
此时，戴宗骞也应李秉衡之约，派其分统刘树德率绥军两营东援，进至羊亭集。
两军会师后，决定继续向东进发，迎击敌人。
一路上，大雪纷飞，路滑难行，然士气旺盛。沿途各村群众积极支持清军抗敌，踊跃地帮助军队拉炮和运送粮草。[《甲午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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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孙万龄、刘树德等军插到桥头镇北面的五尚地村，陆续遇见溃兵，探悉连日有小股日军已尾随而来向西窜扰。
桥头镇因石家河上一座石桥而得名，以往史料中，将此河称为白马河。依据海军史专家陈悦精心研究、考查的结果，对照现地地图，威海石家河的资料，此河确应是石家河。只是桥头镇沿河往南有一村庄，为白马村。
此处正好拦在了荣成至威海的南路。虽然河水已经冰冻，但除此别无险可守，于是，孙万龄与诸将共同商定就地阻击。
孙万龄率嵩武左营及福字三队，依白马河西岸埋伏，正面阻敌西犯。
阎得胜率河防五营移军桥头集，相机出动从旁截击，并包抄敌军。
刘树德军仍驻守五尚地附近，以备接应。并在桥头北山（北阜）和孟家庄北的兴隆山，连日修建临时炮台两座，各设行营炮两门。
等到4日，日军前锋进入东豆山村，骑兵半个小队约六七十人，深入到石家河东岸的观里村，在村西遭到孙军探骑伏击，被击毙一名。
敌军后撤，孙万龄立刻率军踏过冰面，渡河追击，直到在下午1时，追到宋家店，眼前出现大批日军。孙军无奈停止追击，转回原阵地。
而日军又转而尾随孙军追来。当天傍晚，再次下起大雪，日军才停止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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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农历腊月三十日，初夕日。
日军已经全部完成了登岸。
黄昏时候，日军前卫部队知清军兵力不多，便派出步兵一个大队和一个中队，准备进占白马河东岸各村。
远在北京的紫禁城，气氛毫无喜庆可言。
6日，大年初一，取消了宴乐，“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癸酉朔，停筵宴”[《清史稿本纪》]。
此日黎明，桥头镇清军阵地的炮兵，向占领牙格庄的日军前卫部队第二大队猛烈炮击。
双方在这里展开激战。
上午10时0分左右，伴随着炮兵的掩护，500余名清军从桥头方向渡过河发起冲锋，其余清军也纷纷开枪射击，一时声势颇大。
然而，清军阵地的掩护并无效果，冲锋的清军很快被挡回西岸。[据《甲午海战》]
午后，清军再次发起攻击。据记载，清军大部队倚仗猛烈的炮火支援，步兵100人（应该主要是孙万龄部），向日军阵地杀去。另约00步兵攻向孟家庄南侧高地，还有数百步兵向孟家庄北侧高地迂回。[宗泽亚《清日战争》]
双方在大雪中展开激烈的枪炮战，进攻的清军暴露在雪地中，无法隐藏，攻击不利，被迫后撤。
石家河之战（此前有记为“白马河之战”，或记桥头之战）是威海保卫战的一次前哨战，被赞为清军获得了“小胜”，算是保持了嵩武军的荣誉。
此战战果是迟滞了日军前锋，并未起到阻击敌主队的作用，但孙万龄等将领在战场上显示了极大的勇气，是值得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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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场战斗之后，正准备大干一场，7日，孙万龄却找不着友军了。
阎得胜此前既未按预定计划包抄敌人，却再次跟着自己的“筑堤军”撤得没影了。
刘树德军装备较好，且配有四门行营炮，应该是清军的主力，说好负责接应的，却突然于前日夜间，也弃孙军而西去。
连声招呼也不打，确实不够朋友。至于理由，查找资料，据称是奉上边的命令。
再查找，原来是威海守军感觉到威胁，将出击的绥军召回。
孙万龄真成孤军一支了，战意顿失，随后也撤出阵地。
据说，孙也是奉了李秉衡的命令。也可能，是那一句“往合戴统领(宗骞)，步步驰应”关键时刻起了作用——既然戴统领已经不打算阻击了，那还配合啥呢？
各种记录把情况弄得扑朔迷离，是真是假便再弄不清楚了。
北洋系与山东守军之间的合作，竟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进攻之军，顿时便自己化为无形。
唯一可以准确认定的是，白马河一战之后，威海东路洞开。
日军两路并进，战火很快就燃及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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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打到这儿，清军在山东战场的整个反应，是相当令人气结的。
除了总体指挥调度有问题，就是清军的表现——意志、勇气，很有问题。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玄妙东西，如现在我们经常讨论，什么“国民意识”之类的玩意。我认为，几千年贯穿中国人精神的，应该是“国家”意识。别说大清没什么国民意识，比之早七十年的拿破仑时代的军队，又有什么国民意识？法军早年横扫欧州的勇武（我是说遇到莫斯科之前），更多的是连续胜利的鼓舞，对荣誉的重视，还有就是对将帅的信赖吧。
但有一个计算题，好象没人想到。
面对敌人，冲上去，阵亡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五十，但可能整体上百分之七十的人能活下来，迎来胜利；跑下去，每个人生还的几率为千分之五。为了这千分之五，我们往往转身就跑。于是，迎来的是失败，和绝大多数的人毫无体面地死亡。
胜利和失败的情绪，都是可以传染的，是可以累加的。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就象多米诺骨牌，不，更象高山上滚下的石头，越落越快。
在失败的预期面前，没有了必胜的信心和战斗的精神意志，人们就会被本能所完全控制。
一点小聪明，就可能误了大事，丧失的是全部人员生命，还有胜利。
不说战争，拿经济中的一些常见例子，也能说明这种劣质的心理并不是稀缺品种。
比如，海上的渔民人人都想多捞一点，不惜违反禁令偷偷捞小鱼，结果最后大家无鱼可捞；养奶牛的想偷偷掺点化学品，养鸡的想偷偷喂点添加剂……最后，大家一起动手，影响了甚至是毁掉了本是自己赖以生存的整个产业。
轻易地就把责任推给别人，自己舍弃责任，是一种始终存在、随时可能逃出笼子的根性意识。
大清军队的败，也败在这里。
所以，我们应该对那些敢于战斗的中国军队充满敬意。
没有牺牲的勇气，谈不上敢于战斗。
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能象我们在以后的抗日战争、直到朝鲜战争中经常看到的那样，能够战至最后，哪怕只剩一人，还能大喝一声冲入敌阵。
在此前，中国精神的回归，经历的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近代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