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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第五章 永徽政局:长孙无忌的网

第五章 永徽政局:长孙无忌的网

影子皇帝与无冕之王

“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的第一个年号,“徽”是标帜、美好之意,也象征着他的政治理想——秉承太宗皇帝的遗训,高举贞观之治的伟大旗帜,让大唐帝国江山永固,永远保持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

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指引下,年轻的李治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而太宗皇帝给他留下的两个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禇遂良也在他们的岗位上表现得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史称他们“同心辅政,上(李治)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徽时代也可以称为后贞观时代。

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国马车在贞观时代开创的宽衢大道上笔直地向前奔驰,没有人感觉有什么不妥。

唯独有一件事情,让高宗李治的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就是晋州(今山西临汾)地震。

从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开始,晋州地区就频频发生地震,仅第一次就倒塌了众多民房,压死了五千余人;同年十一月以及永徽元年四月、六月,晋州又接连地震,“有声如雷”,令高宗李治困惑不已。

世人皆知,晋州是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又是天子李治任晋王时的封邑,如此龙脉所系之地,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地震,这对刚刚君临天下的李治而言,实在是一个不祥之兆。

古人大都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们认为,大自然一旦发生灾变,或者发生什么奇异现象,一定是人事出了问题,尤其是政治上很可能出了问题。所以当高宗李治针对此事询问他的东宫旧僚、时任侍中的张行成时,老臣张行成就直言不讳地吐露了他的隐忧:“今晋州地动,弥旬不休。虽天道玄邈,窥算不测;而人事较量,昭然作戒。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修德禳灾,在于陛下。且陛下本封晋也,今地震晋州,下有征应,岂徒然耳。伏愿深思远虑,以杜未萌!”(《旧唐书·张行成传》)

此番直言的核心在于八个字:女谒用事,大臣阴谋。

如果放在许多年后来看,张行成所说的这八个字无疑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因为前四个字说的就是几度浮沉而最终崛起的女人武曌,后四个字说的就是权倾一时而最终垮台的元老重臣长孙无忌。

当然,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帝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高宗李治更不可能预见未来发生的一切,但这并不等于他会对张行成的一番直言无动于衷。相反,李治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尤其是“大臣阴谋”四个字,更是有如一声惊雷炸响在他的耳边。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臣,又将制造出什么样的阴谋?

李治对此忧心忡忡,却又百思不得其解。

“深思远虑,以杜未萌!”

张行成说的是对的,李治想,不管朝中隐藏着怎样巨大的隐患,自己都必须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并且想办法把隐患挖出来!

而李治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像太宗皇帝那样,命群臣上疏进谏,直言朝政得失。随后,李治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旧唐书·高宗本纪》)

天子的诏命一下,群臣的上书立刻像雪片般飞来。

然而,令李治大失所望的是,百官们的奏疏虽然洋洋洒洒、文采斐然,可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陈词滥调。李治真正关心的问题,没有人提出只言片语。

就在李治大感不满的时候,一桩突如其来的案件,似乎让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这是一桩弹劾案,被弹劾的对象是时任中书令的禇遂良。

发起弹劾的是御史大夫李乾祐和监察御史韦思谦,他们指控禇遂良“抑买土地”。所谓抑买,就是压低价格强行购买。被强买的是一个胡人,其时在中书省担任翻译,是禇遂良属下的一个小职员。

此案的性质一目了然,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禇遂良仗势欺人、以权谋私,要么就是他以“抑买”的方式变相收受下属的贿赂。而无论是哪一种,禇遂良显然都已触犯了法律。根据《唐律》,官员枉法求财者,可处以三年以下徒刑,并追还赃物;情节特别严重者,最高可处以绞刑。此案移交到大理寺后,大理寺丞张山寿经过查实,很快就作出判决:罚禇遂良铜二十斤。

这个判决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案情属实,禇遂良确实触犯了相关法律;第二,量刑结果是以罚代刑,基本上属于一种象征性处罚,明显有从轻发落、大事化小的意味。

可是,这个显然已经属于从轻发落的判决到了大理寺少卿张睿册那里,却仍旧被视为量刑太重。张睿册马上推翻了下属张山寿的判决,改判禇遂良无罪,理由是他购买土地的价格是按照国家的征收价,并不算强买强卖,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涉嫌受贿的问题了。

如果说张山寿的判决已经有轻描淡写之嫌,那么张睿册的改判则是赤裸裸的官官相护了。监察御史韦思谦义愤填膺,当即上奏抗辩。他认为:“国家征收土地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官员们的私下交易纯属个人行为,岂能按国家征收价执行?张睿册是在任意曲解法律,目的是谄媚高官、欺罔君上,其罪当诛!”

在弄清基本事实并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后,高宗李治采纳了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的建议,作出了最终裁决——将禇遂良和张睿册一起贬职。

永徽元年十一月末,禇遂良被外放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张睿册被外放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刺史。

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买土地案。

案件至此似乎已经了结,但是李治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首先,禇遂良是当朝宰辅,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如今却触犯法律,不得不被贬出朝廷,李治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其次,这个案件本身的性质并不严重,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却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司法官员似乎都在有意袒护身为宰相的禇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张胆地维护他。

这个现象顿时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觉——莫非朝中隐然已有朋党迹象?莫非张行成所说的“大臣阴谋”,已经在此露出了端倪?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或者说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李治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闰九月,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

这番君臣对话表面上波澜不惊,双方都显得和颜悦色,可实际上却暗藏机锋,充满了弦外之音。

话题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说:“朕广开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对朝政有益的意见,以备择用采纳,可为何一直以来上疏虽多,却一无可用呢?”

长孙无忌从容自若地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清明,法律齐备,既无遗漏,更无缺失,所以,那些企图通过进言获得超擢任用的侥幸之徒,自然是无从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会看不到对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论。当然了,无论如何,广开言路还是有必要的,或许偶尔能听到一些真知灼见,倘若杜绝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达了。”

长孙无忌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却听得很不是滋味。

谁都知道,如今的朝政大权全部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所以,与其说他这番话是在夸高宗治国有方,还不如说他是在夸自己辅政有术。说什么政治清明,说什么法律齐备,把朝政夸得完美无瑕,到头来还不都是在夸你自己吗?

况且,李治的政治经验虽然还不太丰富,但他也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笨蛋,最起码他知道当下的政治存在问题。可让他满腹疑惑的是,长孙无忌为何要极力否认并掩盖这个事实呢?早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除非问题就出在这个企图掩盖问题的人身上!

李治不禁想起了禇遂良的案件。在此案中,大臣们公然袒护禇遂良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禇遂良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更是众所周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臣们真正忌惮的也许并不是禇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后的长孙无忌。进而言之,如果说大臣们已经在朝中结成了一个朋党,那么这个朋党的领袖也必然是当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

思虑及此,李治决定继续往下追问。

他现在关心的已经不是长孙无忌能否给他答案了,而是长孙无忌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回答他的问题。

李治若无其事地瞥了长孙无忌一眼,淡淡地说:“朕最近听说,朝廷有关部门在办事的时候,大多讲究人情面子,以致因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闻?”

长孙无忌坦然一笑,不假思索地说:“讲面子,讲私交,乃人之常情,自古难免,但是在圣贤教化之下,人的私欲就会逐渐朝公心转化。至于说朝中有人胆敢徇私枉法,臣敢断言必无此事。不过嘛……”长孙无忌顿了一顿,接着说,“小小地收取人情,恐怕连陛下也在所难免,何况朝臣们只是偶尔照顾一下亲戚,臣岂敢保证绝无此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枉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

高宗李治断然没有想到,长孙无忌居然会面无愧色地承认“收取人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还以嘲弄的口吻揶揄了他一把。这像是一个当朝宰相应该说的话吗?如果在政风清廉、人人克己奉公的太宗时代,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长孙无忌既不敢在太宗面前说这样的话,也绝不敢用这样的口气说话!

李治现在终于明白了,在这个舅父兼顾命大臣兼帝国元老兼首席宰相长孙无忌面前,自己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外甥,永远是一个没有资格独立秉政的少主!

那一刻,李治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悲凉和义愤。

可他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奈。

李治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他已经有了答案。

他知道,如今的朝廷并不是存在什么朋党,而是存在一支空前强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真有什么“大臣阴谋”的话,那么这个大臣无疑就是长孙无忌,而他的阴谋就是架空并窃取本该属于皇帝的权力。

李治悲哀地发现——如今的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影子皇帝,只有长孙无忌才是当今天下的无冕之王!

长孙无忌,无所顾忌!

三个月后,一次出人意料的人事调动完全证实了高宗李治的想法。

禇遂良回来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正月,禇遂良在同州刺史任上被征调回朝,摇身一变就成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不管李治作何感想,反正禇遂良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回长安来了。这个刚刚在两年前因“枉法求财”而被贬的大臣,如今居然一回朝就恢复了宰相之职,并且一手掌握了朝廷的人事大权。

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长孙无忌策划的。

现在李治终于明白,原来长孙无忌当时极力建议把禇遂良外放,不过是为了让他逃脱刑事处分、出外暂避风头罢了。

更夸张的是,禇遂良复相不久,竟公然打击报复,把当初弹劾他的御史大夫李乾祐和监察御史韦思谦双双贬黜,一个贬为刺史,一个贬为县令。

面对这一切,李治感到愤怒,也感到无语。

短短四个月后,另一件更让他愤怒,也更让他无语的事就接踵而至了。

这件事就是立储。

永徽三年,高宗李治才二十五岁,他压根就没想过要这么早给自己确立一个皇位继承人。

然而,很多人都在帮他想。

王皇后在想,她舅舅中书令柳奭在想,就连长孙无忌、禇遂良、韩瑷、于志宁这帮人也都在想。

皇帝不急,可这帮人都急。

他们急什么呢?

急他们后半生的荣华富贵。

储君就是未来的皇帝,谁拥立了皇帝,谁当然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起初王皇后一直在李治耳边叽叽歪歪的时候,李治始终装聋作哑,没有理她。后来中书令柳奭就跳出来了,再后来长孙无忌也跳出来了,请立储君的奏疏频频递到李治面前。而长孙无忌一出面,其他宰相无不同声附和,李治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点头同意。

皇帝当到这个份儿上,李治实在是有些沮丧。

自从他当上太子的那天起,他的命运就一直是被别人安排好的,过去他做不了主,如今连储君都是别人立的,连未来都被别人早早规划好了,李治的内心真是充满了无力感和挫折感。

陈王李忠被立为太子后,李治知道,最为得意的人不是王皇后,也不是柳奭。他们充其量就是感到庆幸

而已,谈不上得意。

最得意的人应该是长孙无忌。

道理很简单,他曾经拥立过秦王李世民,也曾经拥立过晋王李治,如今又拥立陈王李忠,一个连续拥立三任太子的人,难道不应该得意吗?一个几乎已经成为“储君生产专业户”的人,难道不应该为自己那无与伦比的智慧、能力和运气而得意非凡吗?

长孙无忌当然可以感到得意。

只不过,他不应该一得意就忘形。

长孙无忌忘形了吗?

是的,他忘形了,而且忘得一塌糊涂!

有一次长孙无忌邀请了一帮当朝权贵,在自己家中举办宴会。酒过三巡、笙歌曼舞之后,长孙无忌环顾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番感慨:“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假如他只把话说到这里,那顶多就算是吹吹牛皮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他偏偏没忍住,硬是让下面的话脱口而出:“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朝尚书令、越国公杨素)?”

你们看我今日的富贵,和越公比起来怎样?

在场众人有的比较谨慎,说略有不及;有的则把马屁拍得山响,说超过越公。

长孙无忌笑着看了看他们,最后说了一句:“自揣诚不羡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刘餗《隋唐嘉话》)

我自认为实在没必要羡慕越公,因为只有一件事比不上他:越公富贵的时候已经老了,而我富贵的时候比他年轻多了!

在此,长孙无忌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其傲慢与骄狂之态亦可谓跃然纸上!

不过他其实没有夸张,因为事实就是他说的那样。他的年龄与太宗相仿,太宗即位后,年未而立的长孙无忌就成了宰相;他妹妹又是太宗的皇后,而他的长子长孙冲又娶了太宗五女长乐公主,几个堂兄弟也分别娶了三个公主,一门出了一宰相一皇后四驸马。迄于永徽,他本人官居宰相已近三十年,如今的天子又是他一手拥立的,一贯对他毕恭毕敬、言听计从,长孙无忌当然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骄傲。

然而,感到骄傲是一回事,把骄傲赤裸裸地挂在脸上又是另外一回事。

古往今来,官场上有许多深谙进退之道的人,往往权势越隆、富贵越甚,就越是低调而内敛,因为他们深知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的道理。远的不说,与长孙无忌同朝为官的房玄龄、李靖、李世勣等人,都是深惧盈满、韬光养晦的典型。越到晚年,地位越高,他们就越是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临深履薄之态。

曾几何时,长孙无忌也和他们一样,时时谦恭,处处谨慎,唯恐“权宠过盛”“深以盈满为诫”,而他那个智慧过人的皇后妹妹也是成天给他敲警钟,所以太宗皇帝一直对长孙无忌非常信任,甚至当面称赞他“善避嫌疑”“求之古人,亦当无比”(《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可如今,长孙无忌早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自认为已经位极人臣、权倾朝野,连皇帝都已被他牢牢掌控,连储君都已被他早早拥立,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又有什么可忌讳的?

他自认为已经是大唐帝国实质上的主宰者,所以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得这么牛、这么拽、这么得意张狂。

此时此刻的长孙无忌,真可谓人如其名,对一切都无所顾忌。

这样一个权倾朝野而又无所顾忌的人,注定是一个危险人物。

因为总有一天,他会让那些得罪过他的人、那些不依附他的人、那些大大小小或隐或显的政敌,通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谁也没想到,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长安突然爆发了一起惊天大案。长孙无忌利用此案广为株连,大肆铲除异己,在帝国政坛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血雨腥风。通过这场政治清洗,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无限膨胀,达到了一生中的巅峰。

一场残酷的政治清洗

这起被长孙无忌利用并扩大化的案件,就是永徽年间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

引发这场大案的人,就是太宗皇帝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

说起这个高阳公主,当时的长安可谓无人不知。因为她除了一贯明目张胆地给老公房遗爱戴绿帽外,婚外情的对象也非常特别,几乎是清一色的世外高人,不是和尚就是道士,基本没有世俗中人。

房玄龄还在世的时候,房家表面上合家欢乐、太平无事,可房玄龄一去世,房家立刻就热闹了。因为高阳公主闹着要分家,不但要和房家长子房遗直争夺财产,而且还要争夺梁国公(房玄龄的封爵,依例由长子继承)的爵位。

面对这个任性刁蛮的公主,房遗直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告到了太宗那里。太宗勃然大怒,把公主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顿,从此对她的宠爱大不如前。高阳公主恼羞成怒,不但对房遗直恨之入骨,连带着对父皇李世民也怀恨在心。

这件事刚过去不久,高阳公主给老公戴绿帽的事情就彻底曝光了。

事情坏在公主的情人辩机和尚身上。

当时朝廷的御史在调查一起盗窃案时,不知何故牵连到了辩机,从他那里查获了一个镶金饰玉的宝枕,御史们大感蹊跷。倒不是说这个枕头特别值钱,怀疑这个和尚用不起,而是因为这个宝枕是御用物品,为何会跑到一个和尚床上去了呢?

御史随即提审辩机,这个花和尚扛不住,不仅供认宝枕乃高阳公主所赠,而且老老实实交代了他和公主的奸情。御史后来还从辩机的住所查获了价值上亿的各种财物,证实均为高阳公主所赠。

此案一曝光,朝野舆论一片哗然。

公主与和尚通奸!这真是一条爆炸性新闻,要多八卦有多八卦,要多香艳有多香艳。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条新闻一直是长安坊间的娱乐头条,成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

太宗皇帝得到御史的禀报后,气得差点吐血。如此龌龊的丑闻居然发生在自己最宠爱的女儿身上,这对太宗无疑是一大打击。可太宗皇帝终究舍不得拿这个宝贝女儿怎么样,只好把满腔愤怒发泄到辩机和其他人身上,不但即刻命人腰斩了辩机,还把高阳公主身边的十几个仆人和婢女全部砍杀。

出了这么一桩大糗事,高阳公主却丝毫没有愧悔之心,而且当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情人被砍成两截后,心里更是对太宗充满了怨恨。所以后来太宗皇帝驾崩的时候,公主的脸上没有半点哀容。

高宗李治即位后,高阳公主没了父亲的管束,越发肆无忌惮。一个辩机被砍成了两截,她又找了一堆辩机,其中有善于“占祸福”的和尚智勖,有“能视鬼”的和尚惠弘,还有医术高明的道士李晃,等等。这帮世外高人抱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勇气和决心,前仆后继地拜倒在公主的石榴裙下。而高阳公主则是摆出一副誓将婚外情进行到底的姿态,义无反顾地奔跑在追求性福的大道上。

与此同时,高阳公主又不断怂恿房遗爱与大哥房遗直争夺爵位。在她看来,既然连太宗皇帝都管不了她,这个仁弱的兄弟李治就更是拿她没辙,于是拼命追着房遗直死缠烂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高宗李治被这桩无聊官司纠缠得实在受不了,干脆各打五十大板,把房遗爱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把房遗直贬为隰州(今山西隰县)刺史,打算把他们全都轰出长安,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

高阳公主一见老公被贬,顿时傻眼了,没想到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她愤愤不平,整天绞尽脑汁,决定要在老公离京赴任之前,想一个办法整垮房遗直。

后来她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

她认为这一次出手,房遗直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梁国公的爵位就非她老公莫属了。

然而,高阳公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准备置房遗直于死地的这个阴谋,竟然变成了一根导火索,莫名其妙地引发了大唐开国以来最残酷的一场政治清洗,最终不但害死了她自己,害死了老公房遗爱,还给李唐朝廷的一大帮亲王、驸马、名将、大臣惹来了一场杀身流放、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

高阳公主想出的绝招其实并不高明,但够阴毒。

有一天,她装出一副花容失色、满腹委屈的样子跑进皇宫,向高宗李治告了御状,说房遗直非礼了她。

所谓非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性骚扰。

李治闻言,不禁大为惊愕。这房家究竟是撞了什么邪了,怎么尽出这等龌龊事呢?

高阳公主毕竟是自己的亲姐妹,天潢贵胄,金枝玉叶,如今居然被人性骚扰了,他这个当皇帝的兄弟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李治准备着令有关部门严加审理。

就在这个时候,太尉长孙无忌站出来了,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桩案子。

堂堂的当朝一品太尉、首席宰相、天子舅父,居然要亲自主审一桩性骚扰案,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可是,人们根本没有想到,长孙无忌要杀的并不是一只鸡,甚至也不仅是一头牛。他是要利用这只上蹿下跳、不知死活的鸡,牵出躲藏在暗处的一大群牛。

长孙无忌是要利用这个案子,把朝中的所有政敌一网打尽!

其实,从贞观十七年的那场夺嫡之争后,长孙无忌就一直在等这一天了。

因为他拥立晋王,而房遗爱却是众所周知的魏王李泰的心腹,所以长孙无忌自然就对房玄龄也产生了敌意。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房玄龄加入了魏王党,但是在后来长孙无忌拥立晋王的时候,房玄龄显然也没站在他这一边。表面上房玄龄似乎保持中立,可实际上他内心的想法和太宗初期一样,无疑都是倾向于魏王的。所以,从长孙无忌力挺晋王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把房玄龄及其家族视为自己政治上的对立面了。

李治即位后,尽管当年的夺嫡之争已经成为如烟往事,房玄龄也早在贞观二十二年就已作古,可长孙无忌却始终没有忘记,房家的人曾经是魏王党,曾经是他政治上的反对派!因此,在永徽的头三年里,长孙无忌对房家的监控从没有一天间断过。在此期间,以房遗爱为圆心,以李唐宗室和满朝文武为半径,所有和房遗爱走得比较近的人,全都落进了长孙无忌的视线,并且一个不漏地列入了他的黑名单。

第一个被列入黑名单的人,是驸马都尉薛万彻。

薛万彻是初唐的一代名将,骁勇善战,早年追随幽州罗艺,后来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忠实部下,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率部与秦王将士力战。李世民成功夺嫡后,念在他忠于其主,且作战英勇,遂既往不咎,仍予以重用。薛万彻没有辜负太宗的期望,在贞观年间平定东突厥、平定吐谷浑、北击薛延陀、东征高句丽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都曾经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薛万彻升任左卫将军,并娶了高祖的女儿丹阳公主,拜驸马都尉,此后历任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右武卫大将军等军中要职。对于薛万彻的军事才干,太宗李世民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于今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能被天子誉为当世三大名将之一,诚可谓绝无仅有的殊荣!

然而,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薛万彻的辉煌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原因是他的副将裴行方控告他在军中“仗气凌物”,并有“怨望”之语。所谓怨望之语,意思就是政治上的牢骚话。当裴行方与薛万彻就此事当廷对质的时候,据说薛万彻理屈词穷,无法辩白,随后便被朝廷“除名徙边”,也就是开除官职,流放边疆。

薛万彻也许真的是说过一些牢骚怪话,否则也不至于在对质的时候哑口无言。可如果以为他纯粹是因为这个被贬黜流放,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朝中的政治倾轧和派系斗争。因为薛万彻也是魏王党,而且与房遗爱是好友,所以长孙无忌容不下他。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六月,高宗即位,大赦天下,薛万彻遇赦回京,并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被起用为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如果薛万彻能因为这次流放的遭遇而深刻认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此安分守己,夹着尾巴做人,他也许可以避开最后的这场灾难。

可惜他没有。就在被重新起用的这一年,薛万彻因足疾回京疗养,其间便与房遗爱打得火热,并再次“有怨望语”。他愤愤不平地对房遗爱说:“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所谓“鼠辈”,意指朝廷的当权派,实际上就是指长孙无忌。

闻听此言,房遗爱当年被彻底粉碎的“拥立梦”再度被激活了。他带着满脸的兴奋之情对薛万彻说:“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旧唐书·薛万彻传》)

房遗爱所说的这个荆王李元景,是高祖的第六子,时任司徒,他的女儿嫁给了

房遗爱的弟弟房遗则,和房家是亲家关系,双方之间的走动自然比较频繁。据说他曾经向房遗爱吹嘘,说他在梦中“手把日月”,也就是一手握住了太阳,一手握住了月亮。我们都知道,当年武士彟为了劝李渊起兵,也曾说在梦中看见高祖摆这个姿势。如今李元景居然也敢摆这么一个正宗的天子姿势,而且还向人吹嘘,这无疑成了他日后被定罪的一个铁证。

在房遗爱的小圈子中,除了薛万彻和李元景,还有一个就是驸马都尉柴令武。

柴令武是柴绍之子,娶的是太宗的女儿巴陵公主。当初柴令武和房遗爱都是魏王党的核心成员,魏王被废黜后,柴令武自然也是一肚子失意和怨气。高宗即位后,朝廷给了柴令武一个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刺史的职务,显然有把他排挤出朝廷之意。柴令武更加不爽,以公主身体不适,要留在京师就医为由拒绝赴任。

柴令武就这么赖在京师不走了,据说还长期与房遗爱“谋议相结”。可想而知,他们暗中“谋议”的内容,一方面无非是发泄对当权者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心失败,很可能确实动了拥立荆王李元景的心思。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被贬黜到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的魏王李泰终于在长久的抑郁寡欢中一病而殁。消息传至长安,长孙无忌发出了数声冷笑。

他意识到,收网的时刻到了。

彻底肃清魏王党残余势力、全面铲除各种政治隐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高阳公主状告房遗直非礼的案件又适时出现,长孙无忌心中暗喜,随即主动请缨,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对此案的调查。

从一开始,长孙无忌就根本没打算往性骚扰案的思路上走,而是准备不择手段地朝政治案的方向靠。所以他一入手,就挖出了高阳公主身上的一个政治问题——“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禨祥,步星次。”(《新唐书·诸帝公主传》)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高阳公主曾经指使掖庭令陈玄运(内侍省的宦官)暗中窥伺宫禁中的情况和动向,并且观察星象变化。

很显然,光凭这一条,就可以给高阳公主直接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因为禁中是天子所居的重地,而天象的解释权也只能归朝廷所有,所以无论是窥伺禁中还是私窥天象,其行为都已经触犯了天子和朝廷的权威,其性质也已经属于严重的政治犯罪。

高阳公主的政治问题一曝光,案件立刻自动升级,长孙无忌顿时信心倍增——既然公主都已经涉嫌谋反了,她老公房遗爱又岂能逃得了干系?

就在长孙无忌准备拿房遗爱开刀时,房遗直又主动站了出来,对房遗爱夫妇进行了检举揭发,把他们夫妇平日里的种种不轨言行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令长孙无忌大喜过望。

其实也怪不得房遗直会在这种关键时刻落井下石,因为高阳公主诬告他的那个罪名实在是让他没法做人,房遗直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和身家性命,当然要和房遗爱夫妇拼个鱼死网破。

揭发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之后,房遗直知道房家被这两个丧门星这么一折腾,必定难以逃脱家破人亡的命运,止不住发出悲凉的长叹:“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意思是房遗爱夫妇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恐将累及房氏一门。

房遗爱一到案,整个案件就彻底复杂化并扩大化了。长孙无忌精神抖擞,对房遗爱软硬兼施,终于从他嘴里把薛万彻、李元景、柴令武等人一个一个撬了出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切当然都是由长孙无忌说了算。满朝文武当中,长孙无忌想让谁三更死,那个人就绝对活不过五更。

贪生怕死的房 遗爱为了自保,不仅把他的“战友”全部出卖,而且在长孙无忌的威胁利诱之下,张开血盆大口,一个接一个地咬住了一群无辜的人。他们是:司空、梁州都督吴王李恪,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

这些位尊爵显的朝廷大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该死的房遗爱居然会咬上他们!

仿佛就是一觉醒来,这些皇亲国戚和帝国大佬就成了房遗爱的造反同谋,成了朝廷的阶下之囚,成了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更成了长孙无忌砧板上的鱼肉!

一个都不饶恕!

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指使房遗爱咬上这些人呢?

原因很简单——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们。

吴王李恪是太宗的第三子,其生母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史载李恪文武双全,富有才干,所以太宗李世民十分欣赏这个儿子,在十四个皇子中,李世民总是说只有李恪最像自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曾一度后悔,想废掉李治,重新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得知后,坚决表示反对。太宗颇为不悦地说:“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所以你才反对?”

太宗这句话说得非常尖锐,基本上是把长孙无忌的私心一下子戳穿了。可长孙无忌却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李治仁厚,最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第二,储君是国家根本,不能轻言废立、一换再换。

太宗想想也有道理,只好放弃李恪,继续保持现状。

李恪听说这件事后,不禁在心里把长孙无忌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恨归恨,可李恪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在贞观后期,长孙无忌确实具有很强的政治能量,甚至足以左右天子的意志。

就这样,吴王李恪和长孙无忌结下了梁子。每逢李恪回京朝谒的时候,长孙无忌总能看见李恪像刀子一样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狠狠划过。

毫无疑问,长孙无忌讨厌这种目光。

一旦有机会,他当然要让这种目光从世界上消失。

高宗李治即位后,表面上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可长孙无忌很清楚,朝野上下有一股政治戾气在悄然涌动,这股戾气既来自残余的魏王党,也来自像吴王李恪这种“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的宗室亲王。像李恪这种人,万一哪天振臂一呼,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应者云集。

所以,长孙无忌必须防患于未然。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把吴王李恪除掉!

除了吴王李恪,遭长孙无忌陷害的其他三个当然也都是他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原因各有不同。

宇文节虽然身为宰相,和长孙无忌同朝秉政,但却是房遗爱的好友,所以长孙无忌一直想把他搞掉。此外,房遗爱被捕入狱后,宇文节又本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为他多方奔走,极力营护,这无疑是主动往长孙无忌的刀口上撞。长孙无忌索性把宇文节一块儿抓了,扔进大牢给房遗爱做伴,让他们在狱中畅叙友情。

江夏王李道宗是高祖李渊的族侄,从十七岁起就跟随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灭刘武周、平窦建德、破王世充,在大唐的开国战争中“屡有殊效”,立下了汗马功劳。武德中期,李道宗负责镇守帝国的北部边境,不但屡屡击退东突厥与梁师都联军的入侵,并且“振耀武威,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因而“边人悦服”(《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深受高祖赞赏。

贞观年间,李道宗又与李靖等人先后平定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功勋。所以到了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李世民才会把他与李世勣、薛万彻放在一起,并誉为当世的三大名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宗室亲王和开国元勋,却同样逃脱不了无所不在的政治迫害。

在这起案件中,李道宗也许算得上是最无辜的一个。

从个人品质来看,他早年曾因贪赃受贿而一度下狱,遭到罢职免官和削除封邑的严厉惩罚,所以李道宗深刻汲取了教训,越到后来就越是谦恭自持。史称他“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因而深受时人称誉,“为当代所重”。此外,从政治表现来看,李道宗既不像薛万彻那样隶属于房遗爱的小圈子,也不像吴王李恪那样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平日里既无反动言论,更无谋反形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韬光养晦、淡泊自守的人物。但是即便如此,李道宗同样逃不开长孙无忌的陷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不幸,唯一的原因仅仅是——“长孙无忌、禇遂良素与道宗不协”(《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

所谓不协,也就是双方的关系不太和谐。在当权者长孙无忌的眼中,无论是“当世名将”的金字招牌,还是“为当代所重”的社会名望,都是苍白无物、不值一文的,只要你胆敢和他不和谐,你的末日就到了。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的政治哲学基本可以概括为这么一句话——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

除了李道宗,遭长孙无忌陷害的驸马都尉执失思力也是贞观朝的一员勇将。他是东突厥人,本是颉利可汗的心腹重臣,东突厥覆灭后归降唐朝,任左骁卫大将军,娶了高祖的女儿九江公主。贞观年间,执失思力在平定吐谷浑、北伐薛延陀的战争中也曾立下战功。这个人究竟是哪里得罪了长孙无忌,史书没有记载,但估计也是和李道宗一样,与长孙无忌不太和谐,所以被一并清洗了。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审理了三个多月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尘埃落定。

在长孙无忌的压力下,高宗李治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赐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将宇文节、李道宗、执失思力流放岭南;废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为庶人,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贬房遗直为春州铜陵(今广东阳春市)县尉;将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市);罢停房玄龄在宗庙中的配飨(以功臣身份配享于太宗别庙中的祭祀牌位)。

这个结果不仅令朝野极度震惊,而且大大出乎高宗李治的意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性骚扰案居然牵出了一个这么严重的政治案件,还把一帮元勋重臣和皇亲国戚一举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李治深感困惑,他不相信这些人全都参与了房遗爱的谋反,可是在长孙无忌威严的目光下,李治也只能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长孙无忌早已拟定的诏书上缓缓地盖下天子玉玺。

诏书颁布之前,李治决定以他微弱的力量进行最后的努力,恳求长孙无忌留下其中两个人的性命: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

面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执重臣,年轻的天子流下了无声的泪水,他用一种哀伤而无力的声音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匄”同“丐”,是乞求的意思。此时此刻,早已大权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低声下气地乞求了。

然而,天子的乞求却遭遇了死一般的沉默。

长孙无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不开口,其他大臣更不敢吱声。

大臣们都不说话,天子则泪流满面,现场气氛极为尴尬。许久,长孙无忌向兵部尚书崔敦礼使了一个眼色,崔敦礼随即出列,用一种中气十足的声音回应了天子的乞求。

两个字——不可。

那一刻,李治感觉自己的天子颜面荡然无存。

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长孙无忌要做的事情,整个大唐天下无人可以阻拦。

该砍头的砍头,该赐死的赐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行刑的那一天,薛万彻面无惧色地站在刑场上,对着那些奉旨监斩的昔日同僚大叫:“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

临刑前,薛万彻从容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叫监斩官快点动手。据说刽子手慑于薛万彻的气势,手脚不停打战,以致连砍两次都砍不断薛万彻的脖子,薛万彻厉声叱骂:“干吗不用力?”刽子手鼓足勇气砍下第三刀,薛万彻的头颅才应声落地。(《旧唐书·薛万彻传》:“遂解衣谓监刑者疾斫,执刀者斩之不殊,万彻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绝。”)

而吴王李恪在接到赐死的诏书后,则面朝苍天,发出一句可怕的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许多年以后,当长孙无忌也同样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命运。在偏僻荒凉的流放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被逼自缢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李恪的这句诅咒。

至此,这起震惊朝野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的春天,高宗李治感觉自己像一只羸弱不堪的飞蛾,被缠在一张铺天盖地的黑网中无望地挣扎。而长孙无忌则牢牢盘踞在这张由权力、野心和阴谋编织而成的巨网中央,看上去就像一只硕大无朋的黑色蜘蛛。

李治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挣脱这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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