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王继“门下署”后，又立“方技馆”的消息，虽只在重臣间流传。却足以引起轰动。
蓟王取“方技”为馆名，而非“方术”，便为去芜存菁。
技，艺也。术，道也。
蓟王欲借举办“群仙会”，趁海内方士慕名而来时。再行公布于众。并以印书为名，搜集各地“经方”，为我所用。若能得诸如“硫磺伏火法（火药）”，蓟国机关器，必将再上一个台阶。
然在郑玄等学坛大儒看来，如何去芜存菁，才是重点。
蓟国海纳百川，蒸蒸日上。将作馆、国医馆，功不可没。蓟国机关之利，毋需多言。国医馆，良医良药，治病救人。亦有大功于社稷。尤其是治疗、隔离难民。防止大疫爆发。功在当下，利在千秋。蓟国人口密集，若爆发大疫，其后果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国医令华大夫，遣馆中良医，遍访大江南北，深入疫区，寻找伤寒等大疫，治疗之法。
所谓大医治世，莫过如此。如此持重，儒者焉能不知。
蓟王更多善待。
如国中豪商、巧匠。凡良医，皆有“五大夫”民爵。为二十等爵第九级。高于五、六、七级的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号“大夫之尊”。得田二十五顷，得二十五宅，岁俸四百五十石，本家免役。单二十五顷美田，年可得新谷七千五百石。折二百二十五万蓟钱。若加稻花鱼，及爵俸、官俸，春腊二赐，足可得五百万钱。
正因实在丰厚。故在蓟国，五大夫以上为高爵。非有“大功”不可得。换言之，“五大夫”，乃是普通人，能得到的最高民爵。若要再进一步，须有大功于社稷。
何为大功？
如蓟王所言：“恩泽广被，惠济无远。”
大儒郑玄与蓟国四少师，连夜碰面。商讨，如何将“方技”与“神鬼”剥离。使之从“修仙”转变成“治世”。为国所用。
四少师已迁居王子馆。打理嫡长子刘封入馆前的诸多事宜。收到郑玄手书，兹事体大，急忙赶来楼桑相会。
太学坛，后院精舍。
五大鸿儒齐聚。
听郑玄细说朝会之事。蔡邕忽吟诗一首：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可是《驱车上东门》。”陈笑道：“此诗近年流传甚广，却不知是何人所做。”
崔言道：“伯喈吟此诗，可是为其中‘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之句。”
蔡邕笑道：“主公欲去芜存菁。求用‘方技’而不问‘丹药’。然精通方术者，多为求白日飞升。若要将二者剥离，唯取‘不信神鬼’之人，方可。”
“伯喈之言，甚善。然若只取一人，力有未逮。料想，需‘方技馆’内属吏，自上而下，皆不笃信鬼神，方为长久计。”一钱太守，刘宠又道。
“祖荣之言，大善。”陈欣然点头。
闻此言，蔡邕又脱口而出：“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郑玄一声长叹：“果然是‘神灭无鬼王仲任’。”
五人皆当世鸿儒。若让‘方技馆’内属吏，自上而下，皆为“无神论者”，唯王充门徒，方可胜任。一言蔽之。从蓟王刘备口出，设“方技馆”始。郑玄便已领会王上之意：明为“方技”，实欲引王充《论衡》学说入蓟。
蔡邕笑叹：“王仲任曰：‘天地合气，物偶自生也；及其成与不熟，偶自然也’。”
人力有穷而天道无极。一人之力，不足以将“方技”与“神鬼”剥离。而一个学派，却可以。
正如墨门兴盛于将作馆。蓟王立方技馆的目的，便是要扶植“王论”。
“主公，天降麒麟，果然世间英主。”陈一声长叹：“如今看来，王仲任之论，或有可取之处。”
崔一语中的：“对抗神鬼，当凭王充之论。”
蔡邕言道：“黄巾逆乱，殃及八州。正因太平道，装神弄鬼，妖言惑众。诸如符水救人，撒豆成兵，以此操弄人心。主公见时局之弊，故防患于未燃。扶立‘王仲任之学’，对抗‘妖言神鬼者’。”
“知我主者，伯喈也。”郑玄叹道：“不知当世，谁人承王仲任之衣钵？”
“温县常伯槐。”蔡邕脱口而出。
蓟王一言一行，皆大有深意。先前立“门下署”，理王家事。将国政与家政剥离。如此一来，凡遇后宫诸妃之请托，二位国相便不再左右为难，只需将诸事，转交给门下署即可。二位国相，自可专理国政，心无旁骛。
立方技馆，亦是高瞻远瞩，长久之计。
随着科学的发展，终有一日，必与神话剥离。那时，大汉便可轻装上阵，一骑绝尘。
将王充学说引入，在刚刚经历过黄巾之乱的汉末，可谓恰到好处。
儒学尚未完全劣化成儒术。更未异化成儒教。虽与先秦百家争鸣时，大有不同。然时下儒士却秉持春秋大义。凡利国利民，皆有可取之处。正如蓟王刘备行围魏救赵，曲线救国。明立方技，暗扶王论。
早被五大鸿儒，所窥破。
王充所著《论衡》一书，对时下诸多学术弊端，特别是颓风陋俗，进行了系统性的“针砭”。书中观点，可谓石破天惊。《论衡》更被后人称“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之“百科全书”。
单就物理而言，王充对运动、力、热、静电、磁、雷电、声等现象，皆有细致观察。并解释人与自然之关系。王充把人之发声，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书中诸多见解，与后世声学结论一致：物体振动产生声波，并需借助介质来传播。
后有欧洲人波义耳，提出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比王充晚一千六百年。
范晔《后汉书》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
只可惜。后世儒教盛行。王充之言，离经叛道，被贬为“杂家”。历代目录书，皆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之“杂家”类。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
蓟王不敢苟同。
古往今来，生产关系需与生产力相匹配。
后世早已证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科技铺路，必然要“神灭无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