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远在银山买下了一块地，紧锣密鼓地在筹办造纸厂。
程志远计划他新的造纸厂不是造黄表纸，而是造白纸。黄表纸在枣溪造就够了，抗战胜利后如果销路大了，扩大规模也仍然可以在枣溪，那里有的是水资源，水动力不成问题，再扩大几倍的规模，水动力也够的。用水动力的好处是成本低，不足是生产档次上受限制，在那里造黄表纸可以，造白纸就不行。程志远的想法是用蔗渣为原料造白纸。银山地区生产糖蔗，搾糖后蔗渣很多，农民只是用来当柴火烧饭。他想，造纸的原料都是植物纤维，蔗渣也是植物纤维，为什么不能用来造纸呢？这样不是废物利用了吗？他这两年办造纸厂尝到了甜头，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原料，工人的工资又很低，再加上动力不花钱，造纸厂利润非常高，因此他已经赚了不少钱。他用赚来的钱办新的纸厂。造白纸用电作动力，成本是高了一些，但白纸可以卖更高的价，算起来赚得会更多。蔗渣究竟能不能作造纸的原料呢？怎样才能用蔗渣做白纸呢？为此他专门跑了一趟北平，请教有关专家。几个专家经过分析，肯定地告诉他：蔗渣可以做白纸！程志远听了非常高兴，他预付了专家一笔酬金，跟几个专家约好，届时请他们到银山试制产品。
北平回来后，程志远信心十足，他产生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计划：如果用蔗渣作原料造白纸试制成功后，可以办成一个大规模的造纸厂，然后再办一个糖厂，利用当地的糖蔗生产白糖，用自己的蔗渣生产白纸，实现一条龙生产线。
申智鉴在银山城闹市区四眼井，开了一家颇有气势的“金华火腿行”。接着， “太阳公金华火腿店” 也在省城武临重新开张。
抗战前，申智鉴在武临和银山都开过火腿店，将金华火腿销往全国各地。此时，申智鉴在武临和银山开的店比以前更大，他决心把生意做得比抗战前还大。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政务，银山沦陷前，他当了多年的枣溪乡乡长，很多精力都花在乡公所的事务上了。银山沦陷后，在他手里建了八大队，接着又搞了办事处，虽说后来管不上事，但该他出面的事还得出面，办事处开会还得去。现在好了，什么职务也没有，可以一心一意做自己的生意。有了儿子申廉平后，他感觉很满足，他现在真正理解古人那句话：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申智鉴也知道有人对他颇有微词，说他跟共产党搞在一起，穿同一条裤子。特别是龚道明，以前对自己当乡长一直不服气，现在轮到他当乡长了，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他觉得好笑，当了乡长又怎么样呢？何必这般洋洋得意呢？现在申智鉴明白了，男人对权势的追求，其实也是虚荣心的表现。男人对权势的贪婪，常常会表现得非常疯狂，有时简直就像飞蛾扑火。历史上有多少能干的男人，因为贪婪权势而惨遭横祸啊！何必呢？申智鉴认识李贵鲜父子，都是多聪明的人啊！可是为了贪婪权势，全死于非命！李贵鲜就死在自己的眼前。李贵鲜还跪在自己面前苦苦哀求饶他的命，申智鉴当时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了大汉奸，帮倭寇屠杀中国人，能不死吗？如果李贵鲜父子不贪婪权势，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至于如此吗？申智鉴反省自己，以前太在意权势了，只不过不像李家父子那般无耻罢了。现在失去了一切权势，才算清醒过来。作为过来人，对龚道明表现出来这副狂妄的模样，不是可气，而是好笑。如果自己不是为了抗日搞八大队，这乡长能落到你的头上？
申智鉴自己心里清楚，还好弟弟当了县长，不然，这次会被别人搞死的，抓去坐牢也说不定。看看智才，他并没有真正参加过八大队，只是为了抗日给八大队帮帮忙，龚道明竟连教书也不让他教了。申智鉴觉得，自己在八大队的事情上问心无愧，为了抗日拉队伍有什么错？八大队总的来说是抗日的，虽说后来打了政府，但大节是好的。但自己毕竟做过八大队的大队长和共产党政府的头，人家要抓他的辫子很容易，他也不想让弟弟太为难，虽然没去自首登记，但他仍设法跟政府官员拉拉关系。银山火腿行开张前，他特地请马专员题写店名。
申智鉴以前就认识马专员，有过不少交往，也没少给他好处。马专员也看重以前的情分，又看在智高的面子上，欣然给题写了。当然他肯题写店名，也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知道自己一贯出手大方。这一次申智鉴就包了个二十根金条的红包作为润笔费。不管怎么说，店名由专员题写，这店在银山算是站稳脚跟了，没人敢对他在八大队的事上再说三道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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